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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

多吉彭措 2019-05-17 12:11
  德格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雀儿山下,金沙江畔,与西藏一江之隔,历来是进入西藏的交通要道和川西边陲重镇,面积1.2万平方公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一座集造纸、雕刻印版、印刷和珍藏藏文典籍书版于一体的印经院,让德格名驰中外,被誉为“藏族文化宝库”。藏族著名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的主人公诞生在这里,于是也被称为“格萨尔故里”。



  德格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地带上和藏汉文化、农牧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汇区域中的一个重要地方,因而这片土地有着丰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积淀。如五种教派并存的藏传佛教文化,代表南派藏医药学的众多民间藏医和县藏医院,代表康巴藏区标准语的德格方言,格萨尔文化、文学、美术、歌舞、铸造文化、印经院等等,德格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人文史话篇章。



  孩提时代,一部名为《柯山红日》的电影曾给我烙上德格的印迹,也成了我向往的一个地方。20年前,在我制定的关于拍摄大青藏的摄影计划中,首先选择了德格为康巴藏区最主要的拍摄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便有了数十次去德格采访创作的经历。更深入、更仔细地采访创作,则是2002年秋天及后来十进德格拍摄《香巴拉神殿——德格》画册的那二年时间。虽然现在的德格与我19年前初次去拍摄相比,已有许多与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之处,但在拍摄画册期间,特别是深入民间乡壤时,我发现这里依然古朴、纯净、热情与放达。那久远而博大的印经院、灿烂而恢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神奇而古朴的南派藏医药学,古老而森严的佛教庙宇,险峻而雄伟的冰峰雪岭,美丽而深邃的江河湖泊,苍翠而斑斓的森林草原,纯朴而善良的百姓民众,以及这片土地上孕育着的无数美妙传说和多姿多彩的风情习俗,都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第一次到德格采访时,认识了一位慈眉善目、知识渊博的活佛,他曾对我说:“许多人知道德格是因为印经院很有名气,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要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去认识,你要多来德格,沉下来慢慢地采访,才会有满意的收获”。现在看来确实印证了这个说法。在拍摄德格期间,我采访过许多人,有政府职员、高僧大德、文人墨客、平民百姓,以及匆匆的朝觐路人。虽然他们各自的阅历不一样,对德格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对德格的赞美却是一样的,那些本土人更是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另一方面,又从创建印经院的复杂历史背景中看到德格土司的强烈需求,当印经院一步步地发展崛起,统治者的势力得到不断扩大,实现其政治、宗教和经济等多项目标的同时,印经院其实又扮演着传承、完善、推广康巴文化的重要角色,也为藏族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因而德格印经院的文化遗产价值与其所做的历史贡献是十分显赫的。

 

  创建德格印经院
  曲吉·登巴次仁生于公元1677年。他自幼聪颖好学,潜心攻读大小五明学、文学和医学。他胸襟宽阔,兼容并蓄,融纳百川,其管理才华、人格与文化修养,曾得到清王朝的赞赏。公元1710年,登巴次仁被雍正王朝册封为宣慰使司、御赐金印一颗、金银千两,锦缎百匹,使其权势猛增,时年33岁。登巴次仁在执掌德格地区政教大权期间,一边继续扩展家族的统治区域,一边坚持推行不论教派,在管辖区内一律积极扶持的政策,使“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于是,他也成为藏区一个著名的大土司。



  据传,有四个原因使登巴次仁萌发了创建德格印经院。一是登巴次仁每天都喜欢日暮时分出门散步,有一天,梦幻般耳闻距官寨不远处的西南面小山包后隐约一群小孩诵经念书的声音;二是管辖金沙江西面江达通普叶绒村的拉翁刻制了一部《长寿经》,准备将经版奉送给土司,当驮着经版的牦牛行至那个小山包时,驮牛突然受惊,将经版撒于一地;三是八邦寺的司徒·曲吉久勒喇嘛预见到登巴次仁将会创建印经院,就此向土司献策修建印经院;四是此前的族人曾于公元1229年雕刻过三种文字的《般若八千颂》、《藏文文法》、《长寿经》和寺庙常诵经文书版近2000块。于是,登巴次仁决定铲平官寨西南面的那个小山包,开工兴建印经院。



  据载,工程于公元1729年藏历2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登巴次仁、曲吉久勒及土司管辖区的高僧大德、头人要员都参加了开光奠基仪式。登巴次仁任命赤称热登等数人担任测量、制图、建筑总管等职务。根据规划,工程共分三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建造护法殿、经堂等,第二阶段建造藏版库、印刷间等为主的部份,第三阶段为综合建设。工程用工最多时达500余人,前后耗时30年才完成全部工程。印经院在建至第10个年头时(1738年),登巴次仁逝世,时年61岁。后经13代、14代、15代土司的不断完善,才形成如今的规模。



  印经院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大门居中,正面为二楼一底,其余三面均为三楼或四楼参差;大楼内有一呈长方型的四合院,四周主墙用黏土夯筑而成,墙体下宽上窄呈三角形,红色的高墙顶端盖着高山柳枝垒砌的黑色墙帽,整体建筑显得宏大坚实,错落有致,古朴肃穆。院内设藏版库、储纸库、晒书楼、裁纸室、颜料研磨室、装订室、洗版平台、佛殿、经堂、办公室等,其中藏版库与印刷车间就占了整个建筑的一半。印经院外墙四周上方嵌有铜质镏金的象征吉祥的“八瑞相”;房檐下挂满风铃,每个铃锤下悬置日月型铜片;正门上面的房顶中央置一法轮及一对栩栩如生的铜质镏金孔雀,据说是清王为表彰德格土司创建印经院之功绩而特别赐与的。建筑的顶部是金顶,四周屋角顶处置四个金幢、两个彩色经幡及一个用牛毛绳和白布做的黑白相间的经幡;印经院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寺庙风格建筑,无论远看近观都十分壮观。



  公元1729年藏历7月6日,即印经院开工四个月后,登巴次仁正式聘请著名学者、佛学高僧司徒·曲吉久勒主持编纂雕刻《甘珠尔》,汉译《佛说部》,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内容由佛说三藏四续经典汇编而成。曲吉久勒以五世达赖洛桑嘉措在朵堆洛宗所抄写的《甘珠尔》、理塘版《甘珠尔》和蔡巴《甘珠尔》的手抄本为基础,再广泛征集散藏于全藏区仅有的《旁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及释迦牟尼著作,组织了100多名工匠,历时五年完成编纂雕刻33050块印版的工作。后来,经过几年的休整和准备,于公元1737年,按照萨迦派俄钦多吉琼第30任法王降央扎西洛珠之嘱,开始启动《丹珠尔》的编纂雕刻工程。《丹珠尔》汉译《注疏部》,藏语意为“论述部译文”,即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对多种学科佛语的阐释和论述,以及显和密宗等佛教著作汇编而成的一部丛书。当《丹珠尔》雕刻到7函时,登巴欠仁去逝。后由其子四郎贡布等继承父亲遗愿,继续主持雕刻,历时六年,于1744年全面完成编纂雕刻《丹珠尔》64512块印版的工作。该书版是依据元朝国师噶阿尼当巴心夏鲁等抄写的数部《丹珠尔》做参照与校对蓝本编纂雕刻的。德格版的《甘珠尔》内容真实,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插图精美,错字极少且字体清晰优美,如同铅字印刷。如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已将德格《甘珠尔》、《丹珠尔》收藏版作为对堪的标准版本。



  刻版、造纸、印刷流程
  德格印经院的印版刻制、纸张制作和印刷都有一套传统的工艺规范。通常,印版分原料加工、书写字体、刻制等三道工序。印经院始建之初,砍伐的是附近山上产的木料,但仅够刻制《甘珠尔》一部著作。后来所用木料则是印经院每年将预算呈报,然后下达指标,由土司管辖地的金沙江沿岸产地轮次供给。其过程为:秋天上山砍伐无节的红桦木,按尺寸需求锯断后再处理成板材,就地上架用微火熏烤脱水,而后驮回家放入畜粪堆中沤制,待来年春天,将其取出烘干,再推光刨平加工成版胚,驮至印经院,经验收合格入库,木材供应者才算完成差事。



  刻制印版,一般都由经过长时间培训,并通过考核筛选出来的工匠担任。按工序先由书法出众的技师将文字写于类似宣纸的极薄的藏纸上,经过认真校对,然后刷上清浆糊,反贴在版胚上,这样字迹就自然渗入木板上,等待纸张干透后,用清水浸润,撕去样纸,字迹便会清晰地显现,再进行雕刻。还有一种方式只适用于短小的文章或一些简单的图案,就是直接将反字写在版胚上,但这种方式不便于校对,易出差错。为了保证雕刻质量,还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刻制一寸版面,印版刻好后,必须反复校对,如有差错,还要进行挖补改错,准确无误后,便进行验收,最后将合格的印板放入酥油锅中熬制,取出晒干,用当地一种叫做“苏巴”的植物根茎熬制的水来浸泡、清洗,晾干后归库上架。德格书版因工序严谨复杂,在藏区享有“雪域西藏印书院最标准版本”的美誉。



  印刷书籍,一般使用矿物颜料朱砂和墨汁两种,朱砂是红色,一般用于印刷经典文版,墨汁则用来印刷普通著作。印经院至今都使用朱砂印刷精典书版,由于土法制墨十分繁琐,况且成本也高,目前已不再使用这种墨汁了。旧时,印经院印刷用墨属烟墨类。按照惯例,印经院每年将制作烟墨的任务派差于民间,差民接到差事后,在杜鹃林边搭一地灶,然后用木料在灶上搭成密闭的棚,将采集的杜鹃树皮放入灶内慢慢熏烧20天左右,待熄火冷却后,打开木棚,将附着在棚壁上的烟灰刮下,经过精心研磨后即成。用杜鹃树皮制作的烟墨柔和、细腻、墨色鲜亮,只需加入适量的水即可使用,无须加胶。



  据印经院资料记载,德格造纸的历史远远早于建造印经院。公元1078年就有一本名为《征服霍尔魔王白帐王》的手抄本现于德格,使用的纸叫“阿修”,意为“阿洛纸”,阿洛指今龚垭乡阿洛村。印经院至今都使用一种学名为“瑞香狼毒”的植物根茎做原料生产的藏纸。这种根茎分为内、中、外三层,可分别制出不同质量的纸;中层制成纸为一等,其余二层做的则为二等纸。若三层合用均为三等纸,一等纸是土司处理公务的专用纸。印经院生产的纸的最大特点是吸墨性好,因有微毒而虫不蛀、鼠不咬。其原始的生产工艺首先是洗净“瑞香狼毒”的根茎,将内、中、外三层撕剥成纤维丝条,按等级在舂窝内捶捣成细浆、熬煮后,便成纸浆;在木桶内用木杵搅拌均匀,再倒入置于水中的布筛里摊漂,捞起布筛将其置于阳光下晾晒,晒干后便成纸张。



  印刷书籍,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人负责从版架上搬运印版,一人蘸墨刷版,另一人用辊轮印制,二人彼此配合而做的动作,则是汉词“印刷“二字。印刷工们的动作十分娴熟,印刷时,不停地念诵着经文,他们相信这种边印边念也等同于不停地转经叩拜。印刷成书的主要工艺可分为16道工序:裁纸、泡纸、兑墨和研磨朱砂、搬运收取印版、印刷、晾晒、洗版、归库、校对、分页、装订、打磨纸边、刷红边等工序。各道工序既是流水作业,又相互交叉,有条不紊。

 

  壁画、雕塑及内部管理
  藏族美术与其它文化一样,也有初识学习、基本掌握,共同创作、独具创新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德格便是藏区藏传绘画三大画派(门派、钦派、嘎派)中嘎派的主要传承地。印经院的雕塑与壁画主要分布在大小经堂和外部进门廊道的墙面上,以及藏经库的个别地方。壁画面积约950平方米,其中95%均为旧作。除藏经库中一幅《绿度母》外,都是“嘎玛嘎则”(嘎派)画派风格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品,也是保存嘎派早期壁画最完整的地点之一。嘎派绘画不仅吸收了汉地工笔画的一些特点,而且讲究结构的疏密关系,使用鸟瞰式散点透视的特殊规律,利用有限的画面,表现出最大的时空,巧妙地把上至天界、下至地狱;上下几千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故事情节绘制在壁画中。如表现释迦牟尼一生的传说故事,就是以浮云、流水、树丛、山石作为间隔,把每个画面绘制成了一个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场面。无论是表现佛主释迦牟尼、藏传佛教五种教派创始者、护法神或罗汉像等雕塑,还是绘制的大型壁画《佛本生传》、《三怙主》、《普见佛》等,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第12代土司登巴次仁在创立印经院之处,就已着手构建内部管理机制,后来通过不断实践与完善,在14代土司执政时期形成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印经院管理机构中由“巴班”(院长)、“巴涅”(管家)、“巴仲”(秘书)担负领导权,直接对土司负责,每届任期3年,工作业绩突出者可获得连任。通常,由更庆寺行文,向土司推荐该寺文化水平较高的有一定管理能力和交际能力强的喇嘛,提请“涅巴”会议研究通过,最后由土司任命。其职责是:院长总管一切行政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制定规则与选用工人等。管家经管财务、材料和负责印刷品的验收,以及料理印务员工的生活等。秘书负责记帐、划价、签订合同、处理来往信件,以及管理书版和印刷事宜。院长属土司家族“涅巴”会议成员,准许使用象征土司家族权力的白蝎子印章。此外,院长还可向德格、白玉、江达境内管辖数百户的5个小头人下达指令,如安排差民采伐加工原材料和工匠派遣等。

 

  印经院的发展与保护
 上世纪1958年底,有关部门曾对印经院的各种典籍文献、书版和各种物品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清理登记造册,暂时停止了其印刷和销售业务,将印经院作为文物进行封存。1959年1月,在更庆寺创办的寺庙医疗所基础之上,成立了德格藏医联合诊所在印经院内开诊,同时也责成联合诊所代为管理、保护所有文物。1978年底,联合诊所迁出印经院,成立德格县文物管理所,印经院的发展与保护工作正式步入有序发展,科学保护的正确轨道。而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创建印经院至民主改革前,所藏印版就有217500块、画版380块;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补刻珍本、孤本和绝本83000余块。收藏内容涉及佛学经典、佛本生传、佛学哲理、佛教论理、道德修养、文学逻辑、历史传记、辞书文法、天文历算、诗歌音律、医学气功、藏医药学、绘画工艺、建筑雕塑等各类典籍480余部,1380多册,近5亿字。其中有在印度早已失传的绝版《印度佛教源流》、珍版《汉地佛教源流》和乌者尔文的孤版《般若八千颂》。



  旧时,历代德格土司都十分尊重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信仰与传承定位,以及各教派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如奉行尽量满足各教派寺庙经书供给政策等,就对维系统治、发展与保护印经院起到了巨大作用。文革期间,印经院也被诬为“四旧”,在即将被销毁的紧急关头,时任县委书记、武装部第一政委,但又被打成“走资派”的杨岭多吉一边向“造反派”提出抗议,一边利用武装部掌控当时局势的一种有利条件,呈送材料,反映情况,后经周总理紧急批示,才免遭劫难。这个被誉为“造纸与印刷术的活化石”的德格印经院才迎来了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一天。经过20年前的那次大整修,今年,第二次全面维修工作也即将展开。同时,德格县人民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一道,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相信德格迟早会实现这一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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